说到“东林党”其实很多人也会想到一些什么样的东厂啊,什么样的西厂啊,还是有什么阉党啊,反正就是很多很多了,那么这个“东林党”好像也不简单啊,而且也十分的神秘,我们也不妨问问看,这个东林党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人,他们这些人又到底是为谁做事的呢?下面就着这些问题一起来分析揭秘看看吧,感兴趣的网友别错过了!
明朝后期的东林党可谓“赫赫有名”。历史学家几乎对东林党都有过或多或少的评论,而研究明清两代史的人们几乎绕不开“东林党”这个话题。
随着历史知识的普及,人们对东林党的了解也越来越多,越来越不局限于“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东林党顾宪成)这个感性层面上。
对东林党的评价在近些年来呈现出两极分化的状况,并且各执一词,争论激烈。
那么“东林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他对明朝后期乃至清朝的政治格局和统治有什么“重大的,有历史意义的”影响呢?
我们还是先看看东林党的前世今生。
东林党一开始其实是一个“沙龙”或者说叫做“失意者俱乐部”。
这个俱乐部的主要发起人是顾宪成。顾宪成是明朝万历年间(万历八年)的进士,获取功名之后一直在京城当官,十几年后,顾宪成当上了吏部文选司的郎中,这可是一个掌管官吏班秩迁升、改调等事务的很有实权的官。
正因为如,此顾宪成有机会认识和结交很多的朝廷上下的大小官员,也为后来形成东林党打下来坚实的基础。
顾宪成是一个自视很高的人,同时脾气也直,是一个“敢于拿自己这个豆包当干粮”的主。
这样的人是很容易得罪人的,可是顾宪成却更愿意“得罪皇帝”,在万历年间“争国本事件”,也就是立谁当太子的问题上,他就和万历杠上了。
万历皇帝(明神宗)的皇后一直没给万历生个儿子,所以,万历一直就没有嫡子,他的大儿子朱常洛(也就是后来的明光宗)和弟弟朱常洵都是皇妃所生,按道理“无嫡立长”,朱常洛应该是被立为太子,但是,万历皇帝很喜欢朱常洵的母亲郑贵妃,因此在郑贵妃不断的吹枕头风的影响下,万历就有了立朱常洵为太子的念头。
万历的这个念头得到了很多大臣的反对,其中顾宪成是态度坚决者之一,不但如此,顾宪武成等人还坚决不给万历面子,联合反对万历“暂不立太子而先同时封王”的“缓兵之计”,强烈要求“按祖制早立皇长子为太子”。
万历的小伎俩没有得逞,因此对顾宪成等人(包括比顾宪成管官更大的人)十分反感。
从结果上看,顾宪成一派在“立储”的问题上还是取得了胜利,但顾宪成也得罪了万历皇帝和郑贵妃以及被封为“福王”的朱常洵。
万历二十二年,朝廷推荐选任内阁大学士(阁臣),顾宪成提名的人,都是神宗所厌恶的,从而更触怒了神宗,竟被削去官籍,革职回家。
人气很旺的顾宪成回到了老家无锡,做不了官的他开始当老师讲学,并创办了“东林书院”。
东林书院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书院,它是一个俱乐部,这个俱乐部不仅仅是读书讲学以及文学交流,最重要的是“评论时政和针砭时弊”,它开启了“民间议政”的先河,并由民间的“政见”影响“朝政”的先例。
这个东林书院更像一个“政治组织”。顾宪成以东林书院为依托,在万历三十二年十月,会同他的弟弟顾允成、高攀龙、安希范、刘元珍、钱一本、薛敷教、叶茂才(时称东林八君子)等人,发起东林大会,制定了《东林会约》,规定每年举行大会一、二次,每月小会一次。
这样就行成了东林党。
明朝,是文人政治的鼎盛时期,文人政治造就了中国历史上最激烈的党爭。
在整个明朝,自明成祖时期开启“宦官参政”的局面的时候,文人集团和太监集团就行成了“势不两立”的量大集团,可以说也是两大“党派”——“宦党”和“文官集团”
之所以叫做“文官集团”而不叫“文官党”,是因为尽管“文官集团”和“宦党”势不两立,但是在“文官集团”内部,却是派系林立,朋党成群。
在“东林党”形成的时期,清朝的“文官集团”内,还有几个以地域结成的“老乡党”,比如“浙党”,“楚党”,“齐党”,“昆党”,“宣党”等等,这些“老乡党”当中,“浙党”的势力是最大的。
真是“党派林立”啊!
在这些党派当中,东林党是一个独特的党派。
其他的党派基本上算是“老乡会”——即是老乡又同朝为官,结成朋党抱团取暖,互相帮衬互相提携。
“老乡党”们的基本原则就是“党同伐异”,这个“党同伐异”的基本标准就是“非我同乡,其心必异”。
所以,老乡党的本质是“朋党”。
而东林党则是以“政见相同”的文人组成的一个党派,所以东林党更像是一个“政党”。
所以东林党对明朝“朝政”的影响很大,从万历朝开始,东林党的影响一直持续到明朝灭亡。
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东林党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简单的讲,东林党就是一些持相同观点和政见的文人(包括在任朝廷官员,曾任朝廷官员以及地方士绅)组成的有原始政治纲领,有基础组织形式的“政党”。
我们接下来看看东林党代表谁的利益。
首先,东林党肯定不是代表劳苦大众的利益的“政党”。
在整个封建社会,没有任何一个集团是代表劳苦大众利益的,尽管士大夫集团也好还是皇室集团也好,整天把“民为贵,为民请命”挂在嘴边,但事实上,哪朝哪代都是皇权和士大夫集团之间在进行着激烈的利益之争,劳苦大众仅仅就是“筹码”和“财路”而已。
东林党也不例外。它代表的是自己的利益。
东林党提出的“具体主张”有三点:
第一是开放言路。通俗的讲就是允许更加坦白的批评时政,更加严苛的针砭时弊。
第二是坚决反对宦官干政,这是针对它的死对头“宦党”。
第三是坚决反对开征矿税。
当然,干的最起劲的还是党爭,通过对郑贵妃集团,宦党,以及其他朋党的打击,来巩固自己在朝野的地位。
东林党在中国历史上有其标志性的意义,就是开启了传统的“朋党”之外的“政党”(有政党特征)的先河。同时,也开启了民间组织干预国家政局的先例。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有进步意义的。
但是,东林党更像是一个“反对党”,其破坏,反对,不合作的意义更大一些,在如何建设,改革,发展的问题上却拿不出切实可行的办法,过分强调所谓的“正义性,道德性和精神高尚”。关心太多,指责太多,而建树太少。
有一个观点认为,东林党反对开征矿产税,是出于对中国原始工业或者说是资本主义萌芽的保护。这个观点非常可笑,东林党是一个以“儒学”,“王学”为正统观念的“传统文人”的组织,几乎是不会有什么“资本主义”以及“市场经济”的概念的。
东林党要保护的,恰恰是他们自己的利益,因为东林党人几乎都是“工商士绅”,开征矿产税损害的就是他们自己的利益。
所以,作为一个为自己利益代言的组织,东林党没那么“高大上”,也没那么“心系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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