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二十二年(1757)二月初，乾隆帝在第二次南巡途中，于徐州召见河南夏邑籍的致仕布政使彭家屏。彭家屏举报河南巡抚图勒炳阿匿灾不报，使百姓受困。在查证属实后，图勒炳阿被革职查办。

但很快，由于乾隆帝发现夏邑有人收藏吴三桂的伪檄文，案件转向对彭家屏是否收藏敏感文字、书籍的追查。五月乾隆帝回銮京师，彭家屏承认家中藏有明末野史禁书，七月被赐令自尽。自民国以来，此案被解释为一个文字狱，其详细内容，已有专论。

然而这个案件也有很多值得反思之处。首先是当从段昌绪家发现吴三桂伪檄文后，本来与彭家屏没有瓜葛，但乾隆帝却非常坚定地认为彭家屏家肯定也会收存，“即彭家屏家，恐亦不能保其必无。即应委大员前往伊家，严行详查”。

乾隆帝何以相信彭家屏必然有违逆的藏书或文字?其次，在发现伪檄文后，乾隆帝立刻将办案的重点由匿灾转移到对反清思想的追查上，“今经办出逆檄一事，是缉邪之功大，讳灾之罪小”。

皇帝立刻将已经革职准备发往军台效力的图勒阿炳官复原职，并让其协同直隶总督方观承等一起办理彭家屏收藏违禁书籍之事，显然是要置彭家屏于死地。

早在上个世纪初，孟森曾专门排比资料，撰写《彭家屏收藏明季野史案》(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中华书局，2006年)，将其归纳为一个文字狱。原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在20世纪30年代整理的《清代文字狱档》(增订版，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将彭家屏案列入第七辑。

白新良《乾隆朝文字狱述评》(《故宫博物院院刊》1991年第3期)也提到彭家屏案是私藏禁书文狱的开端。郭成康在《乾隆大帝》(华侨出版社，2003年)一书中有专节比较详尽、深入地论述彭家屏案，认为彭家屏案让乾隆帝感觉到了留存于民间的明末野史的威胁，开始考虑如何一劳永逸地销毁悖逆书籍，并整肃、震慑那些对清朝统治不满的汉族臣民。

李伟敏《彭家屏私藏明末野史案与乾隆禁书》(《兰州学刊》2007年第9期)一文利用《历史档案》1991年第四期公布的一些相关档案作了研究，也提出彭家屏案成为乾隆时期后来大规模禁书的一个重要诱因。

第三，彭家屏虽承认收藏明末野史，但已被销毁，乾隆帝和所有办案官员始终没有见到禁书，唯一的证据是图勒炳阿查出的《大彭统记》，实际也只是彭氏家谱。

基于以上三点，很容易让人觉得乾隆帝将彭家屏赐死抄家，其借口实在牵强，实为冤案。民国四年(1915)，彭氏后人上书财政部，要求给彭家屏平反，返还家产，获民国政府批准，予以昭雪，并为彭家屏立传建立专祠。《夏邑县志》记载:“公迎跸陈诉，上官衔之，讽县以藏逆檄事陷之，逮问赐死。”这种叙述只是将责任归罪于“上官”图勒炳阿的陷害，而没有涉及皇帝本人。

那乾隆帝为何冤杀彭家屏?后世史家有两种推测，一是彭家屏以缙绅言利病，触犯了专制皇帝而惹祸上身;二是认为乾隆皇帝以彭家屏私藏明末野史而杀之，目的在于回护满洲大员，镇压汉族士人反抗。

然而，这两种解释似乎过于简单。在实录中保存下来的乾隆朝上谕，以及一些未刊档案材料表明，彭家屏很早就卷入到雍乾之际的党争中，在乾隆初期李卫与鄂尔泰一派的角逐中曾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与乾隆帝本人也有着比较复杂的关系。彭家屏在仕途上的兴衰荣辱，甚至最后被杀，都与这种朋党政争有密切关系，同时也体现了乾隆帝政治思想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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