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绍仪被刺后，有关他是否“投日”一事，几十年来一直是众说纷纭。暨南大学历史系教授张晓辉称：20世纪80年代，有一批学者集中研究了唐绍仪的历史，当时他也参与其中，还写了一本有关唐绍仪的传记。“

根据搜查到的档案文献，并没有找到唐绍仪‘投日’的证据，而且他那时已76岁了，在家里深居简出，醉心于古玩品，几乎不问政事。但唐绍仪跟日本人有接触是可以肯定的，面对各界人士的劝说，他坚持留在上海不肯离去，对外界的质疑又不置可否，这些行为终令国民党当局生疑，招致杀身之祸。”

1989年，在珠海举办的“唐绍仪学术研讨会”经过大量的研究，给出以下几个证据证明说唐晚节不终，充当了汉奸是缺乏事实根据的，应肯定他保持了晚节：

第一，唐绍仪自始至终拒绝了日方的拉拢劝降，因而没有充当汉奸的事实。从日本方面看，认定“唐氏在中国有数十年之声望经验，又有国际地位，一旦出山，必可影响国际，获得民众之拥护”而极尽拉拢之能事，先是推出“南唐北吴”政策，建立“新的中央政府”，继则在华中成立伪维新政府，要唐出山，最后则特务头子土肥原亲自出马与唐密谈。在唐绍仪方面，他虽然有泛亚主义倾向而与日本方面有共同之处，也有与日人交往的事实，但重要的是他始终未与日方合作，在伪维新政府成立之前，就对日本要建立一个纯粹的傀儡政权有所替惕，拒绝出山，到后来还谢绝与日方一切来往，所谓唐与土肥原签订《和平救国宣言》并未公开发表过，也没有人能提供其中内容和原件。总之，唐绍仪未与日方达成过公开的协议。

第二，军统特务虽以锄奸为名杀唐，但连他们自己也拿不出唐绍仪充当汉奸的证据，所以，他们在杀唐绍仪后，只好建议“院座于唐逝世后，如能专电慰问唐氏家族，或由中央明令褒恤，此亦怀柔反侧安慰唐氏家属之至意”。

第三，国民党政府从未说过唐绍仪是汉奸，反却在唐绍仪被刺后，蒋介石、孔祥熙等军政要人相继电唁唐氏遗族，抚慰有加，政府还明令褒扬唐绍仪，“拨给治丧费五千元，将其生平事迹存备宣付国史，用彰政府笃念勋眷之至意。”

与会人员还研究了唐绍仪被错杀的原因：从客观上看，是时局发展变化的结果。因为日本方面早就发表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拉拢唐绍仪另立“新的中央政府”，随着武汉失守，国民政府退避西南，日方进一步加紧对唐绍仪的工作，拟采取绑架溥仪的故伎施于唐绍仪的强硬手段迫他就范。而唐系人物打着唐绍仪的旗号八方活动，炮制亲日拥唐倒蒋的方案。军统特务的情报则称：唐已和日方约定在日方攻占武汉后出山建立政府。各种信息汇总到国民党政府那里则得出这样的结论：唐绍仪将“取蒋而代之。”这对素与唐绍仪有隙的蒋介石来说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他为了消除隐患而终于下令诛唐。

从主观方面看，则与唐绍仪自身有关。首先，唐系人物及亲属打着他的旗号从事汉奸活动，他不予以制止多其次，国民党政府出资要其赴港，他以“年高多疾”为由在上海徘徊不去，动机令人怀疑。第三，面对时人的非难，要求他“发表光明正大的宣言力辟汉奸谣言”，他却自称一生中“对于外间任何谣传，向不声辩，而事实为之表现”而始终未公开表明态度和政见，使国人动摇了对其的信任，亦授当局把柄。正是主客观的原因促成了这一悲剧的发生。

后来的台湾地区杂志所载军统北平站站长的回忆录中说：“因唐已定意做汉奸，故予处决。”而留在大陆的军统骨干沈醉认为，刺唐是军统奉命行事，实属“误杀”。对于唐绍仪之死应该说是“晚节未失，惨遭错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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