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阳赋中琅琊王氏原型是什么

王谢，六朝望族琅琊王氏与陈郡谢氏之合称，后成为显赫世家大族的代名词。晋永嘉之乱后，琅琊王氏和陈郡谢氏族人，从北方南迁至金陵，后因王谢两家之王导、谢安及其后继者们于江左五朝的权倾朝野、文采风流、功业显著[1]而彪炳于史册，成就了后世家族无法企及的荣耀。为后人所嫉羡，故有“王谢”之合称。

上阳赋中琅琊王氏原型是什么

旧时王谢堂前燕，里面的王谢，就是这部剧王家谢家原型

典出《南史.侯景传》：“请娶于王谢，帝曰：‘王谢门高非偶，可于朱张以下访之。’”后渐以“王谢”为高门世族的代称。羊士谔（唐）《忆江南旧游二首》诗：“山阴路上桂花初，王谢风流满晋书。”这是感叹王谢两家为晋王朝建功立业，在当时风光无限。

刘禹锡的《乌衣巷》中，写过这样一首诗：“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乌衣巷是地处金陵南门朱雀桥附近，为东晋王导、谢安等世家巨族聚居之处。

家族背景

两晋南朝是中国门阀士族制度最为鼎盛的时代，在九品中正制下士族出身的高门子弟成了历史主角。宗白华先生在他的《美学散步》一书中指出：“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政治的混乱繁复和精神艺术的蓬勃发展，既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各种行为的合力的结果，同时又塑造和影响了当时和以后很多代人。在魏晋南朝人当中，众多世家贵族子弟无疑是那个时代的主角，他们的政治活动和精神活动始终代表着那个时期的主流。在这些世家贵族当中，琅琊王氏和陈郡谢氏无疑是最为举足轻重也最富戏剧性色彩的代表性大家族。

两晋南北朝那个时期中国士族如林，可是，几乎没有哪个世家大族堪与琅琊王氏和陈郡谢氏比肩。“王谢”的并称便是那样昌盛繁荣，在中国历史上，有些家族的谱系可能续的比王家还长，却没有王氏家族权位那样高；有些家族可能曾经在权势上胜过王家，却没有王氏蝉联的那么久。三百多年来，王、谢两家族能人辈出，仕宦显达，他们或引领一代之风尚，或执一朝之牛耳，从汉魏入两晋历南朝，一直繁盛、荣耀。虽然家族内部族系庞大，各个分支升降不一，时而此支显贵，时而彼支荣达，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却能互相帮助，保证家族始终能够站在时代前沿。

家族发展

琅琊王氏和陈郡谢氏在东晋之前只是当时北方的二流氏族，王、谢家族于两汉三国乃至西晋均不太显目，当时，王谢家族当时所任的官职尽管不高，但由于掌握有人力和物力，任职的地点又是国家的中心膏腴之地，故为其家族的日后兴起奠定了基础。

琅琊王氏之早期

王音，为大将军掾，生四子：曰王谊、曰王浚、曰王典、曰王融。王音之子王融，融公官至南康尹。王融生有二子，长子叫王祥；次子叫王览。兄弟二人虽同父异母，然皆是大孝子。卧冰求鲤是关于王祥的故事，王览友悌便是关于王览的故事。

王祥是魏晋时期的大孝子，汉未遭乱，王祥扶母携弟览避地庐江，隐居三十余年，不应州郡之命。母终，居丧毁瘁，杖而后起。一次徐州刺史吕虔征召王祥起为别驾，此时王祥以年近花甲，固推辞不接受。弟弟王览劝他，王祥乃应召。吕虔委以王祥州事。当时州郡寇盗很多，王祥率励士兵，频讨破之。州界清静，政化大行。时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实赖王祥。邦国不空，别驾之功。”孝子王祥因得到百姓的爱戴，年迈古稀的王祥仕魏晋，仕晋间先后担任重要官职，为朝中三老，德高望重。西晋泰始五年（公元268年）薨，策谥曰元。22年后，公元290年晋武帝刚辞世，便发生了贾后专权的局面，从而引发了一场西晋诸侯王之间长达16年的动乱，史称八王之乱，加以天灾连年，胡人遂乘时入侵，5年后便又爆发了永嘉之乱，琅琊王氏便和其他很多北方的大家族一样举族南迁。

琅琊王氏之崛起

王氏之崛起实始于永嘉之乱后，北方丧乱，晋氏之洛阳，长安相继倾覆，王导于江左力拥皇室旁裔司马睿称帝于建邺（今南京），是为晋元帝，实现了中兴。王导是东晋初年的宰相，而其兄弟王敦于外掌兵，王氏权势显赫，威震朝野，当时有“王与马（指晋帝司马氏），共天下”的歌谣。王导不仅实现了自己的建功立业，并且使南方的得以在政府管理的情形之下社会、经济、文化得以继续保存、发展。近代史学家陈寅恪曾指出“王导之笼络江东士族，统一内部，结合南人北人两种实力，以抵抗外侮，民族因得以独立，文化因得以续延，不谓民族之功臣，似非平情只论也。”[3]后来王导的葬礼按照皇帝的规格进行的。

王氏家族在朝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地位名望之高东晋之初其他家族根本无法取代。直到后来陈郡谢氏的崛起才出现了王、谢这两大世族的并立。

淝水之战后，陈郡谢氏才一举成为顶级士族。究其原因，正如近代学者余嘉锡先生所说的那样：“谢氏虽为江左高门，而实自万、安兄弟其名始盛。谢褒父衡虽以儒素称，而官止国子祭酒，功业无闻。……后来太傅名德，冠绝当时，封胡、羯靺，争荣竟秀，由是王、谢齐名。”

上阳赋中琅琊王氏原型是什么

延绵数百年的顶级望族地位

公元420年，地处南方东晋为刘宋政权所取代，而北方黄河流域则被北魏所统一，南北对立是为南北朝。南朝四个小朝廷为宋、齐、梁、陈，皆偏居江左，589年，陈朝被隋朝所灭，天下再归一统。在整个南朝间，琅琊王氏和陈郡谢氏家族明显是声望高于实力。“王谢”也成为了当代后世名门望族的代名词。

琅琊王氏和陈郡谢氏在南朝时期虽然一步步走向没落，但其士族的领袖地位到南朝陈也一直保留，琅琊王氏和陈郡谢氏一族历经五个朝代，可以说和其他士族一样，改朝换代并没有使他们灭绝，因为中国那时自刘裕杀尽晋司马氏皇室起，以后历代每逢改朝换代大多都会发生大杀前朝皇室贵族，这是因为怕他们又起来伺机谋反。六朝时期的等级观念很牢固，开国皇帝都出生庶族，他们需要依靠这些世家名门望族来提高威望，和他们联姻，给他们封官封爵等等，但朝中大权又没有完全相信他们，只能形成一种政治利用。

南朝时期

琅琊王氏但是不乏文学名人，如齐梁时期的王俭就是一代儒学宗师，梁代的王融、王籍、王褒、王肃等是当时知名的诗人。王融便是永明体诗歌的几位创作家之一。

隋唐时期

隋唐以后，真正意义上的琅琊王氏家族已经不复存在，虽然琅琊王氏在唐朝有宰相四人，分别为王方庆、王睿、王与、王抟，这几个小宰相要是与两晋南北朝的琅琊王氏家族相对比，这真是沧海一粟了！

优美的门风

成语中有“新亭对泣”，表示思念故国的意思，就是说的王导的故事。一次王导与北方逃难过江建立东晋的同僚在南京郊外新亭（又名劳劳亭）饮宴。座中周觊叹息地说：“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发出了山河沦陷的感叹（当时北方领土沦陷在匈奴人刘曜之手），于是在座的宾客都相视流泪。王导见此情景，愀然变色地说：“当共戮力王室（勉力国事），克复神州（收复中原失地），何至作楚囚相对（何至于那样没有出息作当年被俘的楚国囚犯那样相对哭泣呢）？”王导的话慷憾激昂，批评了在座同僚消极悲观的情绪。虽然只有这么简短的几句话，却把王导为人鹤立鸡群，见识不凡的形象生动地表现出来（事见《世说新语》）。

诗词中提到的“谢”，就是谢安，字安石，他是晋孝武帝的丞相，死后追封太傅，功勋卓著，曾一度辞官退隐浙江会稽东山，当时曾有“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足见他的威望之高。后复出主持大局，因此又有“东山再起”的成语，表示免职以后再度掌权的意思。前秦苻坚扬言投鞭可使长江断流，率领大军进驻淝水北岸，威逼东晋，朝野震恐。谢安时任征讨大都督，他从容调度，终于大破苻坚，是为军事上以少胜多的“淝水之战”。据说他侄儿谢玄从前线送回报捷书信，可是谢安得信后面上却了无喜色，对弈如故。及至下完棋返回内室，终于压不住内心喜悦，鞋后跟过门槛时折掉，他高兴得竟然没有察觉，其镇静自若，儒雅风流，在历史上一直传为佳话。

艺术上的造诣

王导、谢安与书法都大有渊源，两人都是东晋的大书法家。王导是王羲之叔父，擅长行草，《书断》称他的书法是“风棱载蓄，高致有余，类贾勇之武士，等相惊之戏鱼”，意思是说他的草书写得既饱含棱棱风骨，又高雅而有韵致；既有武士的雄伟，又如戏鱼般的灵活娇曳。王羲之书法得以成名，与王导指点是有关系的。在东晋书坛上，王导不仅是政治上的领袖，身居丞相职位，而且在书坛上他也是名列前茅。他闲下来就喜欢弄弄笔头，挥毫不止，他学的是钟繇、卫铄笔法，即使在西晋末年天下大乱，王室南渡时刻，王导也没有忘记把钟繇的《尚书·宣示帖》藏在衣带里带到南方，足见他对钟繇书法的爱好。

至于谢安，他是参加王羲之兰亭集会的一员，平日与王羲之诗酒唱和，书法切磋。据《书断》所述，谢安学写正、草书体就是就教于王右军。《述志赋》称谢安“善草正，方圆自穷”。谢安的草书在东晋是很有名气的，有副对联写道：“谢草郑兰燕桂树，唐诗晋字汉文章”，其中的“谢草”，看来就是指的谢安草书，又如宋代词人、书法家姜夔曾说过：《兰亭记》及右军诸贴第一，谢安石（即谢安）、大令诸帖次之，颜、柳、苏、米，亦后世之可观者。”由此可知谢安书法，尤其行草书的知名度是仅次王羲之的。

上阳赋中琅琊王氏原型是什么

望族地位逐渐衰退

南朝以后

事实上门阀士族的权势，在刘宋时就已开始走下坡路。从刘宋时起，皇帝在地方设立典签(也称签帅)以监视诸王和门阀士族，发现有逆动，立即铲除。到了梁朝，梁武帝萧衍颁布的“通经之士不限门第授官”，更是对士族参政途径的削弱。但对士族最大的打击还是梁末侯景之乱。侯景攻入建康，“纵兵杀掠，交尸塞路，富室豪家，咨意裒剥，子女妻妾，悉入军营”。在侯景军杀掠时，世家大族“莫不衣罗绮，怀金玉，交相枕藉，听命待终”。据颜之推说：“中原冠带随晋渡江者百家，故江东有百家谱，至是在都者，覆灭略尽。”王谢袁萧四大望族当然也不能幸免。陈霸先建立陈朝，重用南方土著豪族，随晋渡江的百家士族，包括王谢等望族，在陈朝为官者已寥若晨星。

士族必须具备四个条件：一、历代高官；二、有众多的门生故吏；三、家学渊源；四、有田庄经济。通过本文研究可以看出，在四个条件中，历代高官最为重要。因为有了历代高官的条件，其他三条都容易实现，特别是在士族地位升降时，官级的高低起了决定作用。如琅玡王氏在曹魏和西晋初年地位并不突出，但在西晋末和东晋时，由于王衍、王敦、王导掌握军政大权，成为政府首脑，其地位才高于其他士族，甚至形成“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奠定了其为“四大望族”之首的地位。再如陈郡谢氏，在西晋时尚未进入士流，东晋才初露头角，直至淝水之战大败前秦军，谢安升任丞相，谢氏家族执掌军政大权，陈郡谢氏才一跃而为一流门阀，成为“四大望族”的第二位。陈郡袁氏则因为由汉至南朝历代高官，又以诗、礼传家，虽无王、谢两家的至高权势，而列为“四大望族”的第三位，也算实至名归。兰陵萧氏起家最晚，但由于他连建齐、梁两个王朝才成为显赫士族，但他同时又是皇族。齐、梁两朝皇帝对其他士族并不重视，而信任寒人出身的典签和中书通事舍人。这种本身是士族，又压抑士族的态度，使他在“四大望族”中只能排在第四位。

虽说，士族没落受打击最大的是在侯景叛乱之时，其实从士族本身来讲，也在逐渐走向腐败没落。在士族掌权的情况下，士族子弟可以“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在社会上有崇高的地位，士庶不交往，不通婚。身为士族非常骄傲，政治不求进取，享受高官厚禄而碌碌无所作为，生活上腐朽不堪，在梁朝全盛时期，士大夫“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肤脆骨柔，不堪行步，体羸气弱，不耐寒暑。”娇生惯养已成废物。连士族必须具备的家学渊源条件也不要了。“明经求第，则顾人答策，三九公宴，则假手赋诗。”像这样的腐朽无才的士族，即使没有侯景之乱，也必然要走向没落、衰亡。[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