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狄仁杰小编相信很多人都是知道的，狄仁杰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物，在历史上，狄仁杰是一个断案如神的人，不管是什么案子，到了狄仁杰的手上便可以轻松的化解，那么，狄仁杰到底是怎么成为这么一位厉害的人物的?狄仁杰有着怎样的生平呢?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看是谁将狄仁杰变成“神探”的?他的断案能力究竟如何?

在“古代断案高手”这个圈里，荧幕上一直由两个人物牢牢把持，那就是包拯和狄仁杰。记得小时候，《包青天》系列非常火，大江南北都在放，而这些年，狄仁杰的“神探”之名后来居上，占据了各大影视。

与包青天不同，人们给狄仁杰冠上的头衔是一个极具西方化的名号——神探，而真实历史上，狄仁杰的破案记录却很少，这一点与包拯相类似。说白了，包拯和狄仁杰这样的人物形象，多数是当时老百姓心中的好官幻想而已。

不过，自古以来，清官还是不少的，让狄仁杰能与神探挂钩，就证明他并非与刑事案件毫无关联。

先来说说狄仁杰这个人。狄仁杰生于官宦之家，祖父狄孝绪曾任贞观朝尚书左丞，父亲狄知逊曾任夔州长史。小时候狄仁杰是个读书种子，据记载，某次他家发生命案，全家人都在接受县吏质询，唯独狄仁杰仍坐在书房埋头读书。县吏见后很生气，说：“你这孩子，发生这么大的事，咋就丝毫不为所动? ”狄仁杰头也不抬，说：“正在书卷中与圣贤神游，哪有空理会你们俗吏!”

根据史料记载，狄仁杰应该是个美男子，算是风度翩翩那种。在唐代做官，长相是很重要的，有四个标准：身、言、书、判。其中这个“身”就是说要体貌壮美，长得有官派才行，狄仁杰的相貌显然属于这一类。而且，狄仁杰留有胡子，还是美髯飘飘那种，所以在当时人看来，他绝对是个才华与相貌并重的男子。

长大后的狄仁杰通过明经科考试，随后出任汴州判佐。判佐是从八品的司法官，官不大，麻烦还挺多，上任没多久，狄仁杰就被人诬告。

好在受理案子的是历史上著名的画家兼工部尚书阎立本，他在弄清事件真相，发现狄仁杰是一个德才兼备的难得人才，并亲自写推荐信，称其为“河曲之明珠，东南之遗宝” ，于是狄仁杰因祸得福，走马并州任都督府法曹。

职位虽然不高，但狄仁杰干得是有声有色，就连同事也称赞他说：“狄公之贤，北斗以南， 一人而已。”

南熏殿旧藏《唐代名臣像册》中的狄仁杰画像

可能因为狄仁杰在地方工作出色而勤恳，应该是在判案方面才能十分突出，在地方上积累了将近20年的断案经验后，上元二年(675年)，调任大理丞。这个官职品级不高，只是从六品，但地位重要，负责京师案件拘审判断罪，同时也复核全国各地的判案。

从他这些年的升迁轨迹中我们可以判断出，狄仁杰在断案方面就算不是神探也是经验丰富，能给后人留下各种传奇故事的同时，也说明狄仁杰这些年在地方上最起码是可以做到公平公正的。

另一个能证明狄仁杰断案能力的记载就是他在当大理寺丞的时候，曾经一年破案一万七千多件，这就意味着一年都不休息，每一天要完成四十九件案子。审理的结果是“无一冤诉” ，这在《旧唐书》和《新唐书》中都有记载。

要知道，狄仁杰这个大理寺丞，一是要审理中央文武百官的案子，二是要审理地方再次上诉的案子，还有地方的重案。也就是说，到了大理寺的案子，全都是不好判的案子，这样的情况下，他一年都能解决一万七千件，而且没有人说判冤了或者是判错了，可见他这方面的能力肯定是当时社会里数一数二的。

关于狄仁杰断案的细节， 《旧唐书》和《新唐书》里记载了一件事，这件事和推理没有关系，却和公正有关系。当时有一个大将军叫权善才，不知道怎么回事，误把昭陵的柏树给砍掉了，昭陵是唐太宗的陵，唐高宗知道之后勃然大怒，要把这个大将军处以死刑。

这时候身为大理寺丞的狄仁杰就进言说，坚决不能处死，因为依法，没有人因为砍树就要被处死。

高宗怒道：“是使我为不孝子，必杀之!”狄仁杰继续神色淡定，从容辩曰：“汉有盗高庙玉环，文帝欲当之族，张释之廷诤曰：‘假令取长陵一抔土，何以加其法?今误伐一柏，杀二臣，后世谓陛下为何如主?’”(《新唐书·狄仁杰传》)这是狄仁杰当大理寺丞的时候唯一一个有清晰记载的案子。

这样一件案子能被记载下来，证明当时高宗已经十分看重狄仁杰了。不久， 高宗就提拔他当了“ 侍御史”。侍御史是御史台官员， 属于监察系统。此官的品级虽不高， 和大理丞一样也是从六品， 但属于“ 清望官”。这个官位对日后的仕途有很大帮助，一般来说， 它的升迁速度比其他机构要快。

那么既然史书记载的就这么一个事情，又是谁编出了那些离奇的命案，将其安在了狄仁杰的身上呢?有意思的是，狄仁杰的“神探”之名，竟然是一个外国人捧起来的。

这首先就得说说明清时公案小说的盛行，当时像什么《包公案》、《施公案》一个一个都出版了，小说的主人公多为历代清官，而其内容大多是虚构的。

清初，有一本名为《武则天四大奇案》的小说行世，这就是狄仁杰走向中国第一“神探”的开始。

但令狄仁杰最终成为名满全球，在西方世界与福尔摩斯比肩的人物是拜荷兰人高罗佩之赐。

高罗佩，本名范·古立克，荷兰聚特芬人，生于1910年，去世于1967年。他出版于1949年的英文《狄公案》系列小说的影响远超过任何中国研究著作。

高罗佩的父亲是荷属东印度的军医。高罗佩1910年出生于荷兰，但是5岁起就到雅加达上小学。16岁时，他在鹿特丹唐人街找到一个学农业的中国留学生教他中文，后在莱顿与乌特雷支大学攻读中文。

1935年高罗佩大学毕业后，在荷兰外交界供职，主要任职于远东各国。1943-1945年为荷兰流亡政府任驻重庆使馆第一秘书。此时他就读到清初公案小说《武则天四大奇案》 。

民国版《武则天四大奇案》内图

他随把此书翻译成英文，就袭用其主人公狄仁杰，用英文写了本《铜钟案》，出版后大获成功，一发不可收，高罗佩只能再写四本， 《迷宫案》、《黄金案》、《铁钉案》等，合成一组，此为初期《狄公案》。

在中国传统公案小说中，阴司断案、鬼神托梦等“阴阳共判”情节常常出现， 甚至构成破案的主要渠道。而现代侦探小说认为超自然的因素违背理性，所以通常禁止在推理中使用。

清代中国本土狄公案小说《武则天四大奇案》中，狄公找不到被害者的坟墓时会有鬼魂为他带路，入梦时神人前来启示他整个案情，甚至还留下喻示凶犯名字的一首诗。对于中国公案小说中常见的“狗濑告状，杯锅禀辞，阎王指犯，魔鬼断案”这些情节，高罗佩认为“类此妄说，颇乖常识，不足以引今人之趣”。在高罗佩笔下，“狄公“侦破案件的依据只来自第一手的勘探。“让证据说话”，以及基于此发展的逻辑推理。

和其他同时代公案小说一样，《武则天四大奇案》毫不吝于细细描述刑讯拷虐场景。在《武则天四大奇案》中，对嫌犯第一次用刑即鞭背四十，第二次用刑使用夹棍，第三次用刑是掌嘴。而高罗佩自己笔下的“狄公”很少使用刑讯，通常是寻找充足的证据迫使罪犯招认。

狄仁杰等这些古代刑事诉讼官员，除了像宋慈这样会采用专业法医手段来判定案件，多数人都是在审案上比较有方法，而像探案根据证据推理这样的情节不多，反而是西方人对此十分热衷，在高罗佩的改编下，狄仁杰完全成了不折不扣的西方神探。

但也并非完全照搬西方，小说中说到中国的典狱、刑律、习俗都是于史有据的。高罗佩对明代中国情有独钟，书中社会习俗与明朝基本相符，而不是唐朝，但不少司法问题，却符合《唐律疏》等法典。例如《铜钟案》中的和尚不守规矩，勾结京官干预朝政，的确是唐朝政治的特色。

即使到了1953年，新加坡南洋印刷社出版了中文版《狄仁杰奇案》(即《狄公探案集》中的《迷宫案》)，也并未引起广泛注意与回响。反而是英文版出版后，引起其他书商兴趣，开启高罗佩之后与英国出版社的合作，在1958至1961年间连续出版英文四册探案系列书籍，畅销百万余册。

高罗佩的小说最早的一篇应该是在1948年，最晚的一篇是在1968，全名为《大唐狄公案》，其中包括16个长箱和8个短篇。

这期间高罗佩曾至少2次决定停笔不再写作英文狄公小说，但都在出版商的要求下继续写了下去。最先捧起“狄公热“的竟然是西方人而不是东方人。

多数西方人了解的中国，往往来自《狄公案》。而且此套小说在西方雅俗共赏，影响不限于只读通俗小说的大众，伯克莱加州大学法学院长贝林教授研究中国法制史，就是从狄公小说入手的。

“神探狄仁杰“在中国大陆开始声名大噪，已是20世纪80年代。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学者赵毅衡得知“狄公探案集”(Judge Dee Mysteries )这套书籍，劝其友人、中国外交官陈来元加以中译，由此开始，陈来元等人才着手译出全套小说。

1981年，曲艺杂志《天津演唱》的第6至8期连载了高罗佩创作的狄公案故事之一《四漆屏》，自此，狄仁杰的神探之名从海外漂了回来。

可以说，狄仁杰的“神探”之名得来非常有戏剧性，而在真实历史上，他之所以可以名垂千古，则是他的政治才能。

凡是有狄仁杰的地方，就不得不提武则天，他们二人的关系一直以来都为人所乐道。有人觉得，武则天为人狠毒，对人对事都是不择手段的，偏偏愿意听狄仁杰的话，因此有人觉得他们的关系非比寻常，然而这是非常荒谬的。

其实，抛开武则天女人的身份不表，她说到底还是个君主，并且大体算一个明君，明君与贤臣之间历来都是可以传为佳话的，他们二人之间的关系更像这一种。

武则天清楚，想要一个清正廉明的朝廷，想要一个稳定的朝纲，那必须用贤臣，她更清楚，狄仁杰绝对是贤臣中的佼佼者。

电视剧《武则天》中的君臣谈话，这里的狄仁杰可以说很还原了

武则天垂拱二年(686) ,狄仁杰出任宁州刺史。当时的宁州并不太平，各族杂处，稍有不慎就会引发兵变。狄仁杰到任后，注意妥善处理边疆游牧半游牧民族与汉人的关系，“抚和戎夏，内外相安，人得安心”，当地百姓深感为念，在其离任时，他们立碑勒石，以颂扬他的德政。

不久，狄仁杰升为冬官侍郎，充江南巡抚使。南下后，狄仁杰发现“吴楚多淫祠”，遂奏请焚毁祠庙1700余所，唯保留夏禹、吴太伯、季札、伍员四祠，大大减轻了当地民众的负担。

垂拱四年(688)，博州刺史、琅琊王李冲起兵反对武则天当政，豫州刺史、越王李贞响应，兵败后，武则天派狄仁杰出任豫州刺史。

狄仁杰看到，因为本次叛乱而株连者有六七百人被监押，籍没者多达五千余人。他认为，大多数人不是自愿，于是上疏武则天：“此辈咸非本心，伏望哀其诖误。”武则天一向对谋反的人都是宁杀错不放过的，偏偏听了狄仁杰的话，依议特赦了这批死囚，改杀为流，稳定了豫州局势。

天授二年(691)，狄仁杰被任命为地官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由此开始了宰相生涯。

只是狄仁杰的宰相生涯其实非常坎坷，就在任命后不久的长寿元年(692年)正月，酷吏来俊臣诬告狄仁杰等大臣谋反，将他们逮捕下狱。

狄仁杰看透了这些酷吏的手段，即便受尽酷刑死不招人，他们也有其他手段罗织罪行，索性就一开始认罪了。他说道：“大周革命，万物惟新，唐室旧臣，甘从诛戮，反是实!”

这时候来俊臣就没把狄仁杰放在眼里了，于是狄仁杰在狱中把被子拆开弄出一条布，在上面给武则天写了申诉状。他又想了一个办法，对狱卒说现在是春天了，想让家里人把棉袄拿回去换一件单衣过来。狱卒没当回事，就让狄仁杰的儿子去了，后来这份诉状通过狄仁杰的儿子就到了武则天那里。

武则天接到诉状后，召见狄仁杰，询问他为何承认谋反。狄仁杰道：“我如果不承认造反，已经死于酷刑了。”武则天又问为何要作《谢死表》，狄仁杰则答称并未写过。武则天便让人拿出《谢死表》，方知道表章是伪造的，但是仍谈将其贬到彭泽，担任县令。

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契丹首领孙万荣作乱，攻陷冀州，一时间河北震动。武则天于是命狄仁杰为魏州刺史，驱虏保民，当地人为之立祠。之后，狄仁杰再转幽州都督，武则天赐紫袍、龟带，并亲制十二金字于袍上，以旌其忠。

这个紫袍上面写了四句话， “敷政术，守清勤，升显位，励相臣”。“敷政术”是指他把也方官做得好; “守清勤”是说他非常清廉、勤勉; “升显位”是指把狄仁杰升到宰相这个位置上;“励相臣”是指以此激励天下的官员，以后都要向狄仁杰看齐。

在地方的战乱平定后，神功元年(697年)，狄仁杰再次拜相，担任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加授银青光禄大夫。

但又没多久，到了圣历元年(698年)，突厥南下骚扰河北，劫掠百姓万余人。武则天遂任命狄仁杰为河北道行军元帅，征讨突厥，并许以便宜行事之权。

久视元年(700) ,狄仁杰升为内史(中书令)。是年秋天，武则天欲造浮屠大像，预算高昂，宫不能足， 于是诏令天下僧尼日施一钱以助。狄仁杰上疏劝阻：“如来设教，以然悲为主。岂欲劳人，以在虚饰?比来水早不节，当今边境未宁。若费官财，又尽人力， 一隅有难，将何以救之?”武则天听后，打消了念头。

太原市唐槐公园内的狄仁杰铜像

此时，武则天与狄仁杰之间已经称为君臣密友，而武则天对狄仁杰的倚重已经不言而喻。

他们君臣二人的关系好到了什么程度?在《资治通鉴》中有过相关的记载。

武则天尊称狄仁杰为“国老”，所有的大臣见了皇帝都得下跪，唯独狄仁杰除外。武则天特地讲，国老千万不要下跪，国老一下跪我也跟着疼，可见其地位之尊贵。

还有一件事是，狄仁杰跟武则天一块儿骑马，一阵风吹过来，把官帽给吹丢了，这个时候马也惊到了没法停下，武则天看后便让天子李显去捡。在武则天眼中，狄仁杰的分量显然比自己的太子还重。

为了能让狄仁杰休息好，武则天甚至告诫其他人，如果不是军国大事，都不要去打扰狄仁杰。

狄仁杰对于武则天的影响还在继承人的人选上。

有一次，武则天和近臣们谈起一个梦，说她梦见一只大而美丽的鹦鹉，但奇怪的是，鹦鹉双翼已折。狄仁杰乘机回奏说：“臣以为，那只大而美丽的鹦鸡鹉就是陛下自己，因为陛下姓武，两翅，就是陛下的两个儿子，现在他们都被囚禁，所以鹦鹉的两翅折断，没有翅膀的鹦鹉不能飞翔。如陛下起用皇子，鹦鹉就能飞翔了。”

武则天明白狄仁杰的意思，但是此时她还在立皇储的事情上犹豫不决，因此并未直接回应狄仁杰。

圣历元年(698) ，武则天之侄武承嗣数次游说太后，请立其为太子。武则天在这种情况下召见了狄仁杰，想问他关于后继者的事情。

狄仁杰劝她说：“姑侄母子，哪种关系更为亲密?我只听说儿子当了皇帝，母后可以干秋万岁配食太庙，从没有听说侄儿成为天子后，会在太庙中供奉姑妈的。”武则天听后脸色一沉，说：“此朕家事，卿勿预知。”狄仁杰仍从容答道：“四海之内，孰非皇土?何者不为陛下家事!君为元首，臣为股肱，义同一体。况臣位备宰相，岂得不预知乎?”

其实狄仁杰是说到了武则天的心坎上的，身为封建社会的君主，对于后世的祭祀更为看重，因此武则天放弃了侄子而立了庐陵王为太子。

任宰相期间，狄仁杰举荐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如张柬之、桓彦范、敬晖、姚崇等，时人称赞说：“天下桃李，悉在公门矣。”

久视元年(700) ，狄仁杰病故，武则天闻讯叹息：“朝堂空也!”后赠文昌右相，谥“文惠”。唐中宗继位后，追赠司空。唐睿宗即位后，再封为梁国公。后世称狄仁杰为“狄梁公” ，即由此出。可以说，狄仁杰得到了两朝皇帝的高度评价，这在历史上是很少见的，对于武周和李唐，狄仁杰都是功不可没的贤相。

电影中的狄仁杰形象

纵观狄仁杰的一生，可以说他在政治上的成就要远高于在刑案上的，但是也不能完全忽视其断案上的能力。

后世百姓之所以更多关注狄仁杰的断案之事，一方面是因为此类题材的悬疑性容易吸引人，另一方面也是对狄仁杰这方面能力的认可和对出现这类清官明官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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