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大家说起大韩航天公司的时候，大家都不得不会想起发生在这家航空公司的两起扑朔迷离的空难。第一起空难发生在1978年，一架编号为902的大韩客机从法国巴黎飞往美国的阿拉斯加地区，由于偏航问题，飞到了当时苏联的上空。苏联派了两架苏15飞机进行拦截，并且还将客机击伤，导致两名乘客死亡，最终被迫迫降到了就近机场。5年后又有一架大韩民航飞机偏航经过了同一个位置，而这次苏联并没有留手，直接将客机击落，导致客机上的269名乘客全部遇难。那么为何苏联要如此狠心的痛下杀手呢?这两起空难中到底隐藏着怎样的内幕?

事件发生后，世界舆论一片大哗。如今20多年过去了，冷战的硝烟也已渐渐远去，作为事件亲历者的前苏联远东军区司令伊万·特列奇杨科上将也终于可以袒露埋在心中已久的秘密了。特列奇杨科上将1976年到1984年担任前苏联远东军区司令，当时正是他亲自下令击落了韩国客机。他生前的回忆揭开了击落“韩国客机”事件的真相--美国人一手导演的惊天骗局。

1983年8月31日，269名乘客在美国阿拉斯加州最大城市安哥拉治机场等待飞往韩国汉城的1490航班，执行此次航班任务的“波音”-747客机属于大韩航空公司，其编号为55719。正当乘客们焦急等待之时，机场的广播中却传来令人不安的消息：1490航班因为天气原因而延迟抵达。直到40分钟后这架飞机才出现在机场，心情稍事放松的乘客们这才开始登机。

在相同的时间，阿拉斯加州首府朱诺附近的军用机场也起飞了一架同样的“波音”-747客机，机身两侧也醒目地印着“大韩民航”(Korean Air Lines)的英文，以“显示”这是一架民航客机。但是在看似相同的外表下，这架所谓的民航客机却和大韩航空公司的客机迥然大异，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这架伪装的韩国客机上没有一名乘客，只有18名机组成员(不包括乘务人员)和10名身份神秘的美国人。他们只是执行高度机密任务的美国情报部门的特工。领队的韩国飞行员为韩国空军预备役上校飞行员陈炳勇和韩国空军现役中校飞行员宋东维(两人都与美国中情局关系密切)。后来空难发生后美国人始终避而不提的就是：这架伪装客机上的两层甲板两侧堆积着琳琅满目的各种电子侦测和监听设备。这些都是前苏联反谍报人员在日后的调查中得到的信息，这架编号为55719，而且以南韩客机为伪装的大型客机，其实就是美国情报部门用来执行重要侦察任务的侦察机。

为什么大韩民航的客机会比正常的起飞时间晚了40分钟?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得从美国的“雪貂-D”型侦察卫星说起。为了让民航客机和“雪貂-D”侦察卫星飞临堪察加半岛及萨哈林岛海岸线时在时间上准确吻合，必须得让客机来等待在太空轨道的侦察卫星。“雪貂-D”侦察卫星用于在较大频率带执行雷达电子侦察任务，而当时苏联所有雷达和电子通讯设备的工作频率都在“雪貂-D”的侦测范围内。“雪貂-D”可以探测宽度为3000公里范围内的所有苏联雷达电子设备。而“雪貂-D”围绕地球飞行一圈的周期为96分钟。

莫斯科时间8月31日18点45分，“雪貂-D”飞抵苏联远东勘察加半岛和沙哈林岛地区上空，并要在这一地区上空飞行12分钟，此时美国侦察机要保障侦察卫星在第一阶段的工作。“雪貂-D”的下一圈飞行将在20点24分飞临苏联上空，并将在20点30分准时配合侵入苏联领空的那架伪装成韩国客机的美国侦察机，共同实施在勘察加半岛的战略侦察任务。这时美国侦察计划的第二步开始启动，侦察行动将主要围绕苏联在勘察加半岛南部的战略目标展开。在侦察飞机的配合下，侦察卫星能够监听北方楚克奇州以及勘察加半岛苏军在正常工作状态和战备状态下雷达和无线电通讯的强度，并且准确地侦测这些目标的位置信息。

当美国侦察机侵入苏联领空时，苏联远东军区的防空雷达工作强度和单位间的通信自然增大了近两倍。而这些信息都会被“雪貂-D”所侦测到，并将这些情报传送到在地面接收站的美国情报部门手中。这里值得强调的是，类似这样的侦察活动还在萨哈林岛周边进行，整个苏联远东军区的战略目标因此也处在了“透明”状态。

伪装客机在飞行过程中除了能够接收地面空中飞行管制的无线电指令外，同时美国的“罗兰”-C导航系统也能够帮助飞机在任何时间或飞行过程中确定高精度位置坐标。在空难发生后，美国对“罗兰”-C导航系统当时与失事飞机的交互信息予以严格保密，同时美国官方也在“认真”调查后证实称：有可能是大韩航空客机的机载电子计算机出现了故障，导致客机导航出现失误。美国坚持将责任推卸给了一向稳定且性能优异的导航系统。

然而，这一“不经意”的“非人为”失误所造成的偏差距离，却是伪装客机在正常速度下整整飞行两个半小时才能达到的距离。即使导航系统真的会出现偏差，那么伪装客机在整个飞行路线上至少也要有7个检查点在确定是否偏离航向时都出现失误，才会导致这样的结果，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对此前苏联反间谍机构在调查后得出的结论是：伪装客机所谓因“非人为”失误而误入苏联领空，根本就是预先精心策划的阴谋，其用意是为了诱使这一地区的苏联防空雷达进入战时工作状态。

苏联反碟报调查工作的结论，与英国国际民航特种研究局(独立研究机构)对韩国客机偏离航道的调查结果不谋而合。1983年9月14日，英国的电视节目曾公开报道了该研究机构针对韩国客机因技术原因而偏离航道的模拟实验结果。该研究机构使用电脑和“波音”-747的模拟飞行训练装置进行了模拟飞行实验，在27种不同技术故障情况下模拟了这段航程的飞行。

实验结果表明，即使“波音”-747飞机的导航系统存在何种故障和问题，都绝不可能出现偏离航道如此之大的飞行状况。英国科研人员还证实：即使不使用任何导航设备，仅依靠“波音”-747客机的机载雷达也能核对飞行区域的地形地貌，与航程区域内的地图配合使用，也不可能如此偏离航道。

除此之外，苏联反谍报部门事后还研究分析了伪装韩国客机的飞行航线及高度，发现这架“韩国客机”的飞行高度比正常客机的高度要高，而且从航行中的不断机动也可看出“客机”飞行员对可能遭到的攻击早有预见，显然是在刻意规避苏联防空部队以及歼击机的跟踪。这种刻意的规避更清楚地说明，这架“客机”的飞行是接受了来自美国远程地面指挥中心的指挥，而且通过自身搭载的特种电子侦察设备，正在执行高度保密的特种侦察飞行。也正因如此，最后在苏联歼击机的胁迫下宁肯冒被击落的危险也不愿意迫降苏联机场接受检查。

在“韩国客机”侵犯苏联领空过程中，参与侦察任务的除了太空轨道的“雪貂-D”侦察卫星外，还有两架美军的RC-135侦察机在卫星未抵达远东区域前，沿着库里斯克山脉在进行巡逻飞行。同时侵入苏联领空的还有一架美军的E-3A电子预警机，负责侦测苏联远东军区派出的苏-15战斗机并协助“韩国客机”导航。从8月31日到9月1日凌晨这段时间内，远东军区正经历着一场史无前例的成体系的大规模复合侦察。这种大规模侦察活动即使在朝鲜战争中也没有出现过，严峻的威胁迫使远东军区向莫斯科进行了紧急汇报。

在征得莫斯科的同意后，驻在远东军区雄鹰军用机场的苏联少校飞行员阿西波维奇，驾驶着苏-15战斗机紧急起飞拦截“韩国客机”，最终在1983年9月1日莫斯科时间0点43分向“韩国客机”发射了两枚空空导弹，其中一枚击中了“波音”-747的左翼，另一枚导弹击中了尾翼。

就在苏联飞行员在萨哈林岛附近击落这架“韩国客机”后几个小时，韩国立即通过国内广播宣布：大韩航空公司1490次航班的客机在飞行几个小时后，由于技术原因迫降于阿金纳瓦岛，而且迫降地点距离美军基地不远。

其实这架真正的韩国民航55719号客机并没有在距美军基地不远处迫降，而是直接降落在了美国空军基地。很诡异的是，这架航班的所有乘客中竟然高达90%都是日本游客。这269名乘客在飞机上被乘务人员收走了所有无线电接受装置和通讯器材。同时他们被告知：客机由于技术故障，将要进行为期3到4天的维修，在这段时间内所有人都将被安排住在指定的酒店内，而且保险公司将为他们的餐饮、娱乐等多项消费埋单，在飞机维修完毕前他们不能离开酒店。

客机降落在美国空军基地后，乘客们走出舱门时才惊恐地发现飞机已被全副武装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和日本的警察部队包围。美国士兵豪不客气地对走下飞机的乘客进行搜身，检查各种能与外界联络的通讯器材及半导体收音机。55719号客机的乘客也没有入住所谓的酒店，而是直接住进了美国空军基地内的营房。

在美国政府将真正客机的乘客安置好后，预谋已久的舆论攻势又上演了。1983年9月1日，美国各大主流媒体在美国政府的授意下，开始对苏联发起近似于谩骂的舆论攻击，抨击苏联政府屠杀手无寸铁的无辜“平民”，造成了大韩航空公司客机上近300名乘客丧生。其实就在击落“韩国客机”的几小时后，美国中央情报局就将早已拟好的新闻资料送到了美国各主流新闻媒体的编辑部门。

除了美国的新闻媒体外，美国官方的重量级人物也一一亮相媒体，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及其国防部长、国务卿纷纷公开谴责苏联当局残忍屠杀平民。美国参众两院议员也纷纷公开发表反苏言论。就在这些美国官员高谈阔论苏联粗暴践踏人权时，被关在美国空军基地兵营内的“人质”们也同样丧失了自由。

根据苏联情报部门掌握的情报，所有日本乘客都得到了飞机票的补偿以及数额可观的一笔封口费，而且签署了相关保密协议，几个星期后被用飞机送回了日本。而剩下的韩国乘客则被美国军舰送回了韩国，他们也获得了可观的封口费，并签署了相应的保密协议。

1996年1月15日，韩国KBS电视台“披露”了所谓的惊人内幕，指出“韩国客机”并没有坠毁，机上大部份幸存者仍被关在俄罗斯的两个收容所内。KBS电视台公布了一份所谓的中情局绝密文件，文件断言韩国客机在遭到苏联空军战机及导弹攻击后，成功地迫降在海上，机上人员大多幸免于难。中情局移花接木的手法以及韩国媒体“大胆”的想象力，让这一推测听起来像模像样。就在部分韩国人呼吁政府与俄罗斯通过外交途径接触的同时，“伤亡人数”占绝大部分的日本却在有意迴避，而且在追查“幸存者”的闹剧中表现得相当“克制”。

“韩国客机”坠毁后，在莫斯科的授意下，苏联远东军区司令特列奇杨科上将立即派遣特种兵封锁了飞机坠毁海域，同时组织人员进行打捞。最初苏联专家认定机组成员为18人，但是随后由于发现了数目众多的电子侦察设备的残骸，才又将机组成员的人数从原来的18人最终锁定为28人。而且后来根据发现的丧生者的遗骸，专家判定这多出的10个人并非亚洲人，而是西方人。最合理的解释就是：他们是美国情报部门的电子专家。经过很长时间的打捞，并没有再发现更多的丧身者的遗体或遗物，这证明了当时这架“客机”内并没有那么多的乘客。

据特列奇杨科上将回忆：“当时我下令组织了远东军区潜水员的打捞行动，整个行动持续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而且潜水员们每天要进行6~8个小时的打捞作业。最终打捞起18名亚洲人的遗体和10名西方人的遗体，还有他们的大量遗物：皮质上衣、鞋子、带皮套的防雨罩。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打捞了大量无线电侦察设备的残骸。这些永远都是无法洗刷或隐藏的罪证……根据飞机坠毁海域打捞出的证物，得出这种判断的不仅仅只有我一人，包括我的同事陆军上将安东·卡尔努科夫，当时他负责指挥远东军区第40空军集团军，并且下达了战斗机升空拦截的命令。”

世界范围内对1983年苏联击落“韩国客机”事件的研究活动也是方兴未艾，除了学者外，还有一些社会活动家、富豪以及美国前政府官员。前美国国务院官员约翰·盖伯尔(盖伯尔长期在美国国务院工作，曾多次参与策划国家谎言，包括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掩盖1960年U2飞机在前苏联境内被击落的真相等等。)也根据大量资料，提出了“惊人”的证据，认为55719号客机事件绝非偶然的意外，而是里根政府蓄意制造的一起国际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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