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在《史记》中很多人都知道的其实关于人物的记载还是非常的有话说的，而且也分得非常的清楚了，最近也有细心的网友发现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在在《史记》中萧何张良是进入了世家的，但是作为韩信来说却只入了列传了，那么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下面跟随小编来揭秘看看吧!

这个问题往小了说，是因为《史记》的体例标准，以及这三个人对大汉的功业有别，结局不同。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130篇，包括12篇本纪，30篇世家，70篇列传，8篇书，10篇表。本纪记载帝王，世家讲述诸侯，列传叙录人臣，书用来记录礼、乐、历法、天文等。

萧何在汉高祖刘邦最初起事时就跟上了，而且家族中一共有十来个人都在营中。

尽管萧何是文臣，没有在战场上拼过命，但每当刘邦在前线打仗时，他总能想办法把粮草筹集起来并运送到前方。一旦战争惨烈军队损减厉害，他还能想方设法找到吃粮人及时充实到军营。

特别是在韩信的事上，萧何的作用更是明显。当刘邦在军事上处于绝对劣势时，萧何月下追韩信，给汉王保住了一个军事奇才，扭转了楚汉相争的乾坤;当韩信要“造反”时，又是萧何设计拿下了韩信，解除了高祖的心腹之患。

凭着这些，萧何在大汉建立后，被封为酂侯，做了相国，而且几代受到恩封。故而，萧何收入世家天经地义。

张良本是韩国贵族。秦灭韩国后，张良曾刺杀秦始皇未遂。秦末农民起义爆发后，张良怀揣《太公兵法》，带着一支队伍，投奔了刘邦。

在之后的时日里，张良成了刘邦的福星。鸿门宴上帮助刘邦免了一死，楚汉相争中出谋划策功不可没，大汉初建时进谏高祖稳定人心。高祖刘邦夸赞他“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

而且，张良一不贪财，二不恋位。汉朝建立，分封群臣，他只要了留侯的名号，没受封邑，不求高官，扬言“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张良知进知止，终得善终，入世家自然名正言顺。

韩信，虽然祖上也曾是贵族，但早已没落。受过胯下之辱，当过逃亡之卒。先从项王，后投沛公。尽管楚汉相争中功劳卓著，但是，却竟然说汉王只配带兵十万，而自己却是“多多益善”;

本来说好合围项羽，却敢放高祖鸽子;趁着高祖让他去攻打霸王，却讨价还价索要封王。本已功高盖主，再加居功自傲，直接导致了被夷三族。

韩信对大汉虽说也是功劳显赫，但是，最后却是想“谋反”而被诛杀的罪人。说实话，把他放到“列传”里，已是司马迁胆大妄为，放进世家，那就是奢望了。

这个问题往大了说，就涉及到了司马迁的历史观。

《史记》被后人称为“不虚美，不隐恶”的“信史”。这一称誉没有溢美之词，是实打实的。

司马迁在《史记》中，充分表现了他“不以成败论英雄”“不以武力征天下”的历史观。他把楚汉相争的失败者——西楚霸王项羽，放到了本纪里，把被绞杀的农民起义领袖——陈胜吴广，放到世家里，把大汉定为谋反罪臣的韩信，放到列传里。

这些人虽然都是失败者，但他们都为历史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司马迁在《史记》中既记录了他们的覆灭，批判了他们想通过武力征服天下的错误做法，表达出自己以文化人的思想，也充分肯定了他们的历史功绩。

司马迁的《史记》也表现了他“秉笔直书的史心本色”。尽管他是汉朝人，但他没有过度美化汉朝统治者，在相关篇章中，司马迁写了汉高祖刘邦身上的流氓习气、无赖特点、自私本质，可以说一点都没留情面。后世的史书就不敢这么写了。

但司马迁毕竟是世代史官的家族之人，懂得春秋笔法的重要性。于是在《淮阴侯列传》里暗示了他对韩信造反的不理解，以及对他的同情。

司马迁当然可以把韩信放到世家里去写，这方面也不是没有先例，《陈涉世家》里写的陈胜吴广就是。

他把韩信安排到“列传”，是想让我们在对比中懂得，“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是很难避免的，所以，越是在打天下时功勋显赫的人，越要懂得谦恭自守，功成身退。即使你没有非分之想，也很容易引人猜忌;如果你不知进退，极可能惹火烧身。

尽管有人说，历史像一幅油画，远了才清晰，近了反而模糊，但是通过历代先贤留下的历史文献，我们可以看到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史官的良心与自觉。

今天我们读历史，不能只停留在了解之前发生过什么，甚至只为了窥探一下古代帝王宫廷的奢靡生活和权力之争。而应该以史为鉴，以古鉴今，跨越千年，对话古人，借助历史的经验，走好未来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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