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33年是公元纪年之一，这一年发生的历史大事包括汉元帝死，汉成帝立，史游作《急就篇》，昭君出塞，号信臣召父，王凤执政等。

中文名

公元前33年

类型

公元纪年之一

历史事件

汉元帝死，汉成帝立等

朝代

汉

公元前33年历史纪事

公元前33年元帝死

竟宁元年（前33）五月，元帝死于未央宫，终年四十三。七月，葬渭陵。

公元前33年成帝立

成帝名骜，字太孙，元帝子，母为王皇后。宣帝甘露三年（前51）生。宣帝时被立为太子。竟宁元年（前33）五月元帝死，六月，刘骜即位，是为成帝。即位后，荒于酒色，废许皇后而立婕伃赵飞燕为后，封舅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辅政，又封侍中骑都尉光禄大夫王莽为都侯。外戚王氏有九人封侯，五人做大司马大将军。赵氏内乱，朝廷外戚擅政，大机几乎全部归王家掌管。成帝统治时期，各地相继爆发农民起义和铁官徒起义。

公元前33年史游作《急就篇》

《急就篇》一名《急就章》，是用于学童识字的训蒙课本，元帝时宦官黄门令史游所作。其书收录常用字，依人名、地名、器物杂用等分类编列，大抵每七字一名（有少数三字名），押韵合辙，便于诵读记忆。本抄写于三角觚上，每面一名，取首名“急就奇觚与从异”首二字为名。全书篇幅不多，字句整齐，实用易学，汉时流传颇广。

公元前33年昭君出塞

建昭三年（前36），汉朝消灭郅支单于，帮助呼韩邪单于重新统一了匈奴。呼韩邪又高兴又害怕，在建昭五年（前34）上书汉朝，表示要入汉朝见汉帝。

昭君出塞

元帝竟宁元年（前33）正月，呼韩邪单于第三次入汉觐见汉帝（前两次为前51年、前49年），提出愿为汉婿，复通和新之好，元帝准其要求，把宫女王嫱以公主的礼节嫁给呼韩邪单于。王嫱，字昭君，南郡秭归（今属湖北）人，幼时被选入宫做宫女。当得知朝廷选宫女与匈奴和亲的消息，昭君慷慨应召，愿远嫁匈奴。昭君姿容丰美，仪态大方，通情识理，深得呼韩邪单于钟爱。昭君离开长安时，文武百官一直送到十里长亭，她怀抱琵琶，戎装乘马出塞。到匈奴后，呼韩邪单于封她为“宁胡阏氏”。后生一子，取名伊屠智牙师。长大后被封为右日逐王。成帝建始二年（前31），呼韩邪单于去世。依匈奴风俗，昭君再嫁复株累单于（呼韩邪单于与大阏氏子），又生二女。昭君出塞后，匈奴与汉朝长期和睦相处，汉匈民族间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有所发展，边境安宁，百姓免遭战争之苦。为此，元帝下诏将昭君出塞这一年改元竟宁。

公元前33年号信臣召父

召信臣字翁卿，九江寿春（今安徽寿县）人。以明经甲科为郎，出补谷阳长。举高第，迁上蔡长。其治视民如子，政绩卓著。后迁零陵太守，以病辞归。复征为谏大夫，迁为南阳太守。信臣为人勤力有方略，好为民兴利，务在富之。他亲劝农耕，出入阡陌，行视郡中水泉，开通沟渎，起水门蓄水数十处，逐年扩大灌溉面积，多至三万顷。民得其利，蓄积有积。信臣为民作用水规则，刻石立于田边，以防用水纠纷。又禁止嫁娶送终奢侈浪费，提倡俭约。府县吏家子弟好游玩，不以田作为事辄斥罢之，甚者案之以法，以示好恶。其治郡方略，取得很大成效。郡中莫不耕稼力田，百姓归之，户口倍增，盗贼狱讼衰止。吏民亲爱信臣，号之曰召父。荆州刺史奏信臣为百姓兴利，郡以殷富，赐黄金四十斤，迁河南太守，治行常为第一，复数增秩赐金。竟宁年中，征为少府，列于九卿。又奏不复缮治上林宫馆，省乐府黄倡优诸戏及减损宫馆兵弩什器，悉罢不时之物，以至省费每年达数各万。年老以官卒。

公元前33年王凤执政

王凤是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东）人，元帝皇后王政群之兄。永光二年（前42）嗣父爵为阳平侯。成帝即位，以帝舅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辅政。他为巩固权位，着力排队异己，进而挟持皇帝。河平四年（前25），使人诬告丞相王商，迫使成帝罢免王商。次年又借日食之变，奏遣定陶共王就国，成帝不得已从之。京兆尹王章劾王凤，并荐野王代之。王凤闻讯，以辞职相挟，成帝只得命尚书劾奏王章，诬以大逆罪，结果王章死于狱中，公卿为之侧目。王凤执政期间，“群弟世权，把持国柄”，王氏子弟多任公卿、大夫、诸曹、侍中之职。王凤执政十一年，阳朔三年（前22）八月病死。

公元前33年汉元帝

公元前33年生平介绍

刘奭：(公元前75～前33年)，汉朝第九个皇帝，西汉第九代皇帝，汉元帝，在位时间从公元前48～前33年为期十六年，终年四十三岁。

刘奭生于汉昭帝元平六年(公元前75年)，是刘询与嫡妻许平君生的儿子。他出生几个月后，其父即位做了皇帝。两年后，母亲许皇后被霍光妻霍显毒死。霍光逝世后，汉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农历4月刘奭;被立为太子。汉黄龙三年(公元前49年)农历10月汉宣帝逝世后继位。病逝后谥号为“元帝”，庙号“高宗”。

汉元帝刘奭及其儿子汉成帝正处于汉代由鼎盛而趋于衰亡的转折期，他们在汉朝由盛而衰的过程中，究竟采取了什么措施，起了什么作用呢？是倒行逆施，促进了汉朝的衰亡，还是采用“以柔治国”的儒家方略，多少缓和了一些社会矛盾，延缓了汉朝的衰亡？我们还是应该在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中寻求解答。

公元前33年性格特点

刘奭多才多艺，善史书，鼓琴吹箫，柔仁好儒。为太子时，他以汉宣帝“持刑太深”曾劝用儒生，遭到汉宣帝的疏远，并曾预言：“乱我家者，太子也！”刘奭继位后，号令已出，便不理会汉宣帝那一套，他“征用儒生，委之以政”，重用贡禹、韦玄成、匡衡等名儒为丞相，力图稳定政局；又以宫女王嫱(王昭君)嫁与匈奴单于，恢复了西汉前期的和亲政策；为缓和关东豪强与西汉朝廷的紧张关系，汉元帝甚至大胆地放弃了汉朝初期以来迁徙关东豪强以充实关中帝陵的制度。汉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四十四岁的汉元帝便病逝了。

汉元帝及其儿子汉成帝正处于汉朝由鼎盛而趋于衰亡的转折期，他们在汉朝由盛而衰的过程中，究竟采取了什么措施，起了什么作用呢？是倒行逆施，促进了汉朝的衰亡，还是采用“以柔治国”的儒家方略，多少缓和了一些社会矛盾，延缓了汉朝的衰亡？

西汉的历史，一般以宣、元之间为一界线，分为两个时期。汉宣帝是“中兴之主”，维持了西汉平稳发展的局面，但从汉元帝开始，西汉开始衰落，所谓“元、成、哀、平，一代不如一代”。

“柔仁好儒”的由来史家对汉元帝的定评是“柔仁好儒”。这个评语应是褒多于贬，至少是褒贬参半。现在看来，西汉印花敷彩黄纱袍

“柔”字用得恰切。汉元帝确实是一个性格柔弱、优柔寡断的人。至于“仁”字则要大打折扣。所谓“好儒”是真的，也是起了一定作用的，但最终只因好的是“俗儒”而功亏一篑。

在汉元帝做太子时，就曾向汉宣帝建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汉宣帝则训斥他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所谓“霸道”就是先秦法家治国之道；所谓“王道”就是儒家的仁道。汉宣帝见太子要用“纯儒”，就叹息说：“乱我家者，太子也！”并且想以“明察好法”的淮阳宪王刘钦来更易太子，后来因为怀念亡妻许平君，才终于没有废兄立弟。但是，汉宣帝对太子进行皇家教育时，却用儒生为师傅，用儒经为教育内容，所以，汉元帝成为中国历史上“儒化”很深的皇帝。西汉帛书信札刘奭所习之经十分广泛，包括《春秋》、《诗》、《尚书》、《礼》、《论语》等。汉元帝的经学功底，不仅远过乃父，就是在西汉一代所有帝王中，也可谓首屈一指。

公元前33年以柔治国

在汉宣帝以前，基本上实行的是“霸王道杂之”的统治方略。到汉元帝时期，开始一反前代帝王之制，单崇儒家，纯任德教，治国完全以经学为指导，选官用人完全用儒家标准。为什么汉元帝摒弃主张严刑峻法的“霸术”，而改用“以柔治国”、强调“教化”的儒术呢？

汉元帝“纯任德教”除了他自身具有深厚的经学修养外，更重要的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即土地兼并日趋加剧，农民纷纷破产，有的投入田庄沦为佃客和奴隶，有的接受政府假田，成为假田农民(国家佃农)，有的成为流民，而这些人原来所承担的租税赋役，又都转嫁给编户齐民，即自耕农身上。再加上政治腐败，官吏贪残，天灾频繁，各地不断暴发反抗西汉统治的斗争。所以，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统治者只好放弃“霸术”，纯任德教，以期缓和社会矛盾。这种方略的改变，是由汉元帝提出并加以实施的。

在实行“教化”的儒术方面，汉元帝采取了如下的措施：

汉元帝即位当年，即采取尊奉孔子的措施。孔子第13世孙孔霸“上书求奉孔子祭祀”，汉元帝即下诏曰：“其令师褒成君关内侯霸以所食邑八百户祀孔子焉。”这是以皇帝名义奉祀孔子的重大举措，孔霸被封为关内侯，赐食邑八百户，号褒成君，给事中，加赐黄斤两百斤，府第一所。孔霸去世，汉元帝两次穿素服去吊祭，赐给东园秘器钱帛，赠予列侯礼安葬，谥号“烈君”。汉初元二年(公元前47年)，起用师傅萧望之，赐爵关内侯，食邑八百户。夏侯胜卒后，“赐冢茔，葬平陵。太后赐钱二万万，为胜素服五日，以报师傅之恩，儒者以为荣”。尊崇帝师的社会效应，必然导致人心向儒，这自然大大提高了儒家的社会地位。

汉元帝即位不久，即大幅度增加太学博士弟子数量，由汉宣帝时的两百人，激增至千人。对这些博士弟子，每年按甲、乙、丙三科考试，考试合格者，即可授以相应的官职。因此，当时社会上流传着这样的话：“遗子黄金满籯，不如一经。”儒学宗师夏侯胜也常常教导他的弟子说：“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指高官)如俯拾地芥耳。”可见读儒经做官，已成为当时士人入仕的主要途径。

在汉元帝用儒方针的指引下，朝廷大臣以经学相矜尚，儒生布满朝廷上下，他们或位至公卿，或为地方长官。郭沫若说：“元、成以后……明经逐渐成为举足轻重的政治势力，出现了‘州牧郡守，家世传业’的经术世家。”而大批儒生进入政界后，又必然会把儒家理念施之于政事。

汉元帝即位后，摒弃了汉宣帝霸王之道相杂的政治，发布的各项政令以及诏书，多引经为据。质问大臣，则穷究“经义何以处之”；大臣执法，则要求其“顺经术意”；如果大臣奏议上的语言不符合经义，则必然遭到严厉的批评。汉元帝的好儒，并不是要官吏做表面文章，而是要付诸实施。

由于利禄的诱惑，传授、研习儒家经学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自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以来，到了汉元帝时期，经学才真正昌西汉印花敷彩绛红纱袍盛起来。正是由于以儒家仁义之道为治国指导思想，才使得业以动荡的社会又暂时平静下来，西汉王朝才没有即刻崩溃，而又苟延残喘了几十年。

不过，汉元帝以儒治国也留下了负面影响。清朝初期思想家王夫之评价汉元帝广用儒生之事说：“自是以后，汉无刚正之士，遂举社稷以奉人。”同时，以经取士固然为汉王朝选送了大批人才，但由此也决定了许多人读经即为做官，因而在入仕以后，往往不是尽忠守职而只图保持禄位，尸位素餐而已。能治者不能为官，为官者不能为治，士与吏截然两途，这不能不影响到西汉后期各级政权的效能，给当时的社会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尤其是，汉元帝强调以经取士，使一些只知书本、而不省吏事的“书呆子”也被选进了各级政府机构。

公元前33年通鉴记载

孝元皇帝下竟宁元年（戊子，公元前三三年） 春，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单于。单于欢喜，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请罢边备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天子下有司议，议者皆以为便。郎中侯应习边事，以为不可许。上问状，应曰：“周、秦以来，匈奴暴桀，寇侵边境；汉兴，尤被其害。臣闻北边塞至辽东，外有阴山，东西千馀里，草木茂盛，多禽兽，本冒顿单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来出为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师征伐，斥夺此地，攘之于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筑外城，设屯戍以守之，然后边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来寇，少所蔽隐；从塞以南，径深山谷，往来差难。边长老言：‘匈奴失阴山之后，过之未尝不哭也。’如罢备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圣德广被，天覆匈奴，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来臣。夫夷狄之情，困则卑顺，强则骄逆，天性然也。前已罢外城，省亭隧令，裁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复罢，二也。中国有礼义之教，刑罚之诛，愚民犹尚犯禁；又况单于，能必其众不犯约哉！三也。自中国尚建关梁以制诸侯，所以绝臣下之觊欲也。设塞徼，置屯戍，非独为匈奴而已，亦为诸属国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旧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与汉人交通，吏民贪利，侵盗其畜产、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今罢乘塞，则生嫚易分争之渐，五也。往者从军多没不还者，子孙贫困，一旦亡出，从其亲戚，六也。又边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闻匈奴中乐，无奈候望急何！’然时有亡出塞者，七也。盗贼桀黠，群辈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则不可制，八也。起塞以来百有馀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岩、石、木、溪谷、水门，稍稍平之，卒徒筑治，功费久远，不可胜计。臣恐议者不深虑其终始，欲以壹切省繇戍，十年之外，百岁之内，卒有它变，障塞破坏，亭隧灭绝，当更发屯缮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复，九也。如罢戍卒，省候望，单于自以保塞守御，必深德汉，请求无已；小失其意，则不可测。开夷狄之隙，亏中国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蛮之长策也！”对奏，天子有诏：“勿议罢边塞事。”使车骑将军嘉口谕单于曰：“单于上书愿罢北塞吏士屯戍，子孙世世保塞。单于乡慕礼义，所以为民计者甚厚。此长久之策也，朕甚嘉之。中国四方皆有关梁障塞，非独以备塞外也，亦以防中国奸邪放纵，出为寇害，故明法度以专众心也。敬谕单于之意，朕无疑焉。为单于怪其不罢，故使嘉晓单于。”单于谢曰：“愚不知大计，天子幸使大臣告语，甚厚！”

初，左伊秩訾为呼韩邪画计归汉，竟以安定。其后或谗伊秩訾自伐其功，常鞅鞅，呼韩邪疑之；伊秩訾惧诛，将其众千馀人降汉，汉以为关内侯，食邑三百户，令佩其王印绶。及呼韩邪来朝，与伊秩訾相见，谢曰：“王为我计甚厚，令匈奴至今安宁，王之力也，德岂可忘！我失王意，使王去，不复顾留，皆我过也。今欲白天子，请王归庭。”伊秩訾曰：“单于赖天命，自归于汉，得以安宁，单于神灵，天子之祐也，我安得力！既已降汉，又复归匈奴，是两心也。愿为单于侍使于汉，不敢听命！”单于固请，不能得而归。

单于号王昭君为宁胡阏氏；生一男伊屠智牙师，为右日逐王。

皇太子冠。

二月，御史大夫李延寿卒。

初，石显见冯奉世父子为公卿著名，女又为昭仪在内，显心欲附之，荐言：“昭仪兄谒者逡修敕，宜侍幄帷。”天子召见，欲以为侍中。逡请间言事。上闻逡言显颛权，大怒，罢逡归郎官。及御史大夫缺，在位多举逡兄大鸿胪野王；上使尚书选第中二千石，而野王行能第一。上以问显，显曰：“九卿无出野王者。然野王，亲昭仪兄，臣恐后世必以陛下度越众贤，私后宫亲以为三公。”上曰：“善，吾不见是！”因谓群臣曰：“吾用野王为三公，后世必谓我私后宫亲属，以野王为比。”三月，丙寅，诏曰：“刚强坚固，确然亡欲，大鸿胪野王是也。心辨善辞，可使四方，少府五鹿充宗是也。廉洁节俭，太子少傅张谭是也。其以少傅为御史大夫。”

河南太守九江召信臣为少府。信臣先为南阳太守，后迁河南，治行常第一。视民如子，好为民兴利，躬劝耕稼，开通沟渎，户口增倍。吏民亲爱，号曰“召父”。

癸未，复孝惠皇帝寝庙园、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寝园。

初，中书令石显尝欲以姊妻甘延寿，延寿不取。及破郅支还，丞相、御史亦恶其矫制，皆不与延寿等。陈汤素贪，所卤获财物入塞，多不法。司隶校尉移书道上，系吏士，按验之。汤上疏言：“臣与吏士共诛郅支单于，幸得禽灭，万里振旅，宜有使者迎劳道路。今司隶反逆收系按验，是为郅支报雠也！”上立出吏士，令县、道具酒食以过军。既至，论功，石显、匡衡以为：“延寿、汤擅兴师矫制，幸得不诛，如复加爵土，则后奉使者争欲乘危徼幸，生事于蛮夷，为国招难。”帝内嘉延寿、汤功而重违衡、显之议，久之不决。

故宗正刘向上疏曰：“郅支单于囚杀使者、吏士以百数，事暴扬外国，伤威毁重，群臣皆闵焉。陛下赫然欲诛之，意未尝有忘。西域都护延寿，副校尉汤，承圣指，倚神灵，总百蛮之君，揽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绝域，遂蹈康居，屠三重城，搴歙侯之旗，斩郅支之首，县旌万里之外，扬威昆山之西，扫谷吉之耻，立昭明之功，万夷慑伏，莫不惧震。呼韩邪单于见郅支已诛，且喜且惧，乡风驰义，稽首来宾，愿守北籓，累世称臣。立千载之功，建万世之安，群臣之勋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甫为宣王诛猃狁而百蛮从，其诗曰：‘啴々焞々，如霆如雷。显允方叔，征伐猃狁，蛮荆来威。’《易》曰：‘有嘉折首，获匪其丑。’言美诛首恶之人，而诸不顺者皆来从也。今延寿、汤所诛震，虽《易》之折首，《诗》之雷霆，不能及也。论大功者不录小过，举大美者不疵细瑕。《司马法》曰：‘军赏不逾月，’欲民速得为善之利也。盖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归，周厚赐之，其诗曰：‘吉甫宴喜，既多受祉。来归自镐，我行永久。’千里之镐犹以为远，况万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寿、汤既未获受祉之报，反屈捐命之功，久挫于刀笔之前，非所以劝有功，厉戎士也。昔齐桓前有尊周之功，后有灭项之罪，君子以功覆过而为之讳。贰师将军李广利，捐五万之师，靡亿万之费，经四年之劳，而仅获骏马三十匹，虽斩宛王母寡之首，犹不足以复费，其私罪恶甚多；孝武以为万里征伐，不录其过，遂封拜两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馀人。今康居之国，强于大宛，郅支之号，重于宛王，杀使者罪，甚于留马，而延寿、汤不烦汉士，不费斗粮，比于贰师，功德百之。且常惠随欲击之乌孙，郑吉迎自来之日逐，犹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劳，则大于方叔、吉甫；列功覆过，则优于齐桓、贰师；近事之功，则高于安远、长罗。而大功未著，小恶数布，臣窃痛之！宜以时解县，通籍，除过勿治，尊宠爵位，以劝有功。”

于是天子下诏赦延寿、汤罪勿治，令公卿议封焉。议者以为宜如军法捕斩单于令。匡衡、石显以为“郅支本亡逃失国，窃号绝域，非真单于。”帝取安远侯郑吉故事，封千户；衡、显复争。夏，四月，戊辰，封延寿为义成侯，赐汤爵关内侯，食邑各三百户，加赐黄金百斤。拜延寿为长水校尉，汤为射声校尉。于是杜钦上疏追讼冯奉世前破莎车功。上以先帝时事，不复录。钦，故御史大夫延年子也。

荀悦论曰：成其功义足封，追录前事可也。《春秋》之义，毁泉台则恶之，舍中军则善之，各由其宜也。夫矫制之事，先王之所慎也，不得已而行之。若矫大而功小者，罪之可也；矫小而功大者，赏之可也；功过相敌，如斯而已可也。权其轻重而为之制宜焉。

初，太子少好经书，宽博谨慎；其后幸酒，乐燕乐，上不以为能。而山阳王康有材艺，母傅昭仪又爱幸，上以故常有意欲以山阳王为嗣。上晚年多疾，不亲政事，留好音乐；或置鼙鼓殿下，天子自临轩槛上，?贵铜丸以擿鼓，声中严鼓之节。后宫及左右习知音者莫能为，而山阳王亦能之，上数称其材。史丹进曰：“凡所谓材者，敏而好学，温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乃器人于丝竹鼓鼙之间，则是陈惠、李微高于匡衡，可相国也！”于是上嘿然而笑。

及上寝疾，傅昭仪、山阳王康常在左右，而皇后、太子希得进见。上疾稍侵，意忽忽不平，数问尚书以景帝时立胶东王故事。是时太子长舅阳平侯王凤为卫尉、侍中，与皇后、太子皆忧，不知所出。史丹以亲密臣得侍视疾，候上间独寝时，丹直入卧内，顿首伏青蒲上，涕泣而言曰：“皇太子以适长立，积十馀年，名号系于百姓，天下莫不归心臣子。见山阳王雅素爱幸，今者道路流言，为国生意，以为太子有动摇之议。审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争，不奉诏。臣愿先赐死以示群臣！”天子素仁，不忍见丹涕泣，言又切至，意大感寤，喟然太息曰：“吾日困劣，而太子、两王幼少，意中恋恋，亦何不念乎！然无有此议。且皇后谨慎，先帝又爱太子，吾岂可违指！驸马都尉安所受此语？”丹即却，顿首曰：“愚臣妄闻，罪当死！”上因纳，谓丹曰：“吾病浸加，恐不能自还，善辅道太子，毋违我意。”丹嘘唏而起，太子由是遂定为嗣。而右将军、光禄大夫王商，中书令石显亦拥佑太子，颇有力焉。夏，五月，壬辰，帝崩于未央宫。

班彪赞曰：臣外祖兄弟为元帝侍中，语臣曰：“元帝多材艺，善史书，鼓琴瑟，吹洞箫，自度曲，被歌声，分刌节度，穷极幼眇。少而好儒，及即位，征用儒生，委之以政，贡、薛、韦、匡迭为宰相。而上牵制文义，优游不断，孝宣之业衰焉。然宽弘尽下，出于恭俭，号令温雅，有古之风烈。”

匡衡奏言：“前以上体不平，故复诸所罢祠，卒不蒙福。案卫思后、戾太子、戾后园，亲未尽。孝惠、孝景庙，亲尽，宜毁。及太上皇、孝文、孝昭太后、昭灵后、昭哀后、武哀王祠，请悉罢勿奉。”奏可。

六月，己未，太子即皇帝位，谒高庙。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以元舅侍中、卫尉、阳平侯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

秋，七月，丙戌，葬孝元皇帝于渭陵。

大赦天下。

丞相衡上疏曰：“陛下秉至孝，哀伤思慕，不绝于心，未有游虞弋射之宴，诚隆于慎终追远，无穷已也。窃愿陛下虽圣性得之，犹复加圣心焉！《诗》云：‘茕茕在疚，’言成王丧毕思慕，意气未能平也。盖所以就文、武之业，崇大化之本也。臣又闻之师曰：‘妃匹之际，生民之始，万福之原。婚姻之礼正，然后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论《诗》，以《关雎》为始，此纲纪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已来，三代兴废，未有不由此者也。愿陛下详览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声色，近严敬，远技能。臣闻《六经》者，圣人所以统天地之心，著善恶之归，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于其本性者也。及《论语》、《孝经》，圣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臣又闻圣王之自为，动静周旋，奉天承亲，临朝享臣，物有节文，以章人伦。盖钦翼祗栗，事天之容也；温恭敬逊，承亲之礼也；正躬严恪，临众之仪也；嘉惠和说，飨下之颜也。举错动作，物遵其仪，故形为仁义，动为法则。今正月初，幸路寝，临朝贺，置酒以飨万方。《传》曰：‘君子慎始。’愿陛下留神动静之节，使群下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基桢，天下幸甚！”上敬纳其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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