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运城盆地位于“以关中（陕西）、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的中部。自1926年李济先生发掘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至今，运城盆地成为探索中国文明起源与发展问题的重要核心区域之一。

　　聚落遗址是考察古代社会的重要依据。据调查，运城盆地东部发现的仰韶早期聚落遗址共24处，缺少大规模发掘的仰韶早期聚落遗址材料，仅依调查材料很难全面了解运城盆地腹地仰韶早期的文化面貌。

　　2019至2020年，为了配合吉林大学考古专业本科田野考古实践教学，探索运城盆地先秦时期考古学文化谱系、生业方式、社会发展等问题，在国家文物局和山西省文物局的指导下，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在夏县建立了田野考古实践教学基地，对山西运城夏县师村遗址进行了发掘，取得了重要收获。

图一 师村遗址位置

　　师村遗址位于夏县县城西南15公里处，距运城盐湖直线距离约7公里，地处青龙河故道的河曲地带，包涵仰韶早期、东周和宋金时期三个时期遗存，以仰韶早期遗存为主，是目前发现的运城盆地年代最早、距离盐湖最近的仰韶早期聚落遗址之一（图一）。

图二 发掘区示意图

　　2019和2020年度的发掘在全面考古钻探的基础上，联合吉林大学黄大年团队对师村遗址采用航磁扫描、电阻率扫描等手段进行了无损勘探，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发掘（图二）。师村遗址为研究运城地区的考古学文化谱系、生业方式及其与自然资源的关系、聚落形态与社会等问题提供了重要资料。

　　文化面貌：填补了运城盆地腹地仰韶早期文化的空白

　　师村遗址出土了丰富的仰韶早期遗物，年代为枣园文化晚期至东庄类型时期，早于西阴文化，填补了运城盆地腹地仰韶早期文化发现的空白。此前，运城盆地腹地尚未系统发掘过枣园文化至东庄类型遗存。师村遗址发现的仰韶早期遗存为探讨运城盆地仰韶早期遗存的分期与年代、文化面貌，仰韶早期遗存向西阴文化的演化过程及其与周边文化区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师村遗址仰韶早期遗物以陶器为大宗，按用途可分为陶容器和陶制品，另外还有一定数量的石器和骨蚌器等。

图三 仰韶早期彩陶

图四 仰韶早期陶器

图五 仰韶早期陶器

　　陶容器的质地可分为泥质和夹砂两类。泥质数量较多，其中，以泥质红陶为主，还有部分泥质红褐陶和黄褐陶。夹砂陶主要有夹砂红陶和灰褐陶等。器表除素面外，还有器表施纹和彩陶两种装饰方法。器表施有弦纹、绳纹、附加堆纹等。彩陶均为黑彩，主要包括直边和弧线三角形、直线、圆形、圆点、平行四边形等基本纹样，及其组成的复合纹（图三）。陶器包括平底、尖底、圜底和三足器等，器类有小口尖底瓶、瓮、缽、壶、碗、盆、罐、鼎等（图四、图五），陶制品有陶纺轮、小口尖底瓶模型等（图六）。

图六 师村遗址仰韶早期遗物

　　石器主要由磨制或打制而成，器类有工具和石制品两种，工具包括石锄、石斧、石钻、石凿、磨石等，石制品有石球、石珠、石雕蚕蛹、绿松石坠饰等。骨蚌器包括骨簪、骨锥、蚌饰等（图六）。

　　师村仰韶早期遗存中见有与后冈一期文化相似的鼎足。仰韶早期，后岗一期文化在黄河以北占据了汾河流域和张家口地区，在晋中地区的上土河遗址中就发现有后岗一期文化遗存。师村遗址发现的鼎足或与后岗一期文化的西进有关。

　　可见，仰韶早期的运城盆地位于黄河流域半坡文化和后岗一期文化的强势影响形成的漩涡之中，激发了师村遗址土著文化的发展机制，呈现出多元的文化面貌，展现出自身的文化特色，从而向西阴文化转化。

　　这成为师村遗址仰韶早期聚落产生的文化背景。

　　主要遗存：运城盆地仰韶早期的一处重要聚落

　　师村遗址是运城盆地仰韶早期的一处重要聚落遗址。

　　遗址共出土仰韶早期灰坑224个、灰沟10条、房址5座、墓葬11座、墙基2道、夯土基址1座。

　　师村遗址仰韶早期聚落被夯土围墙（Q1、Q2）环绕，夯土墙有外侧有台基（TG4）（图七）。

图七 一号、二号墙基鸟瞰

　　两座墙基（Q1、Q2）环绕在聚落周围，形制规整，大部仅存基槽，剖面呈倒梯形。Q1早于Q2，在发掘区域内揭示出的部分方向为北偏西30度、Q1长约46.7米，Q2长约为50.8米（图八）。

图八 一号、二号墙基局部

　　Q1现存部分宽约1.8米，残深1.5米，基槽内堆积可分10余层，土质致密坚硬，为人工夯打而成（图九）。在Q1的部分区域清晰可见约20厘米高于地表的平夯而成的版块（图十）。

图九 一号墙基的夯土

图十 一号墙基剖面上的夯层

　　Q2位于Q1以南，在发掘区内的部呈分西北-东南走向，Q2西北段有一宽约6米的缺口，或为围墙的门址所在（图十一）。

图十一 墙基走向及聚落鸟瞰

　　Q2宽约2.8米，距地表深1至3.5米，发掘区内揭露部分长约50米。Q2东段与Q1平行。有趣的是，在发掘区的西南部的一段Q1墙基呈半径为6米左右的半圆形，被Q2基槽打破，两墙基槽填土的颜色不同、界限清楚、清晰可辨。

　　Q2基槽底部的深度不同，最深处距地表深约3.5米，最浅处深约1米。Q2基槽底部呈现出规律的“波浪状”起伏，基槽深度每隔约10~15米达最深。Q2基槽内填土均经过夯打，夯土最多达30余层，Q2基槽各段内填土的土质土色存在明显区别。应是在确定墙基区域后，采用分段施工的办法开挖基槽，每段中部挖掘最深，每段两端挖掘最浅，各段的浅端相连构成墙基槽，各段填入不同质地的填土，并逐层夯实。

图十二 四号台基局部、剖面

　　Q2东、中段与夯土台基（TJ4）相连。夯土基址（TJ4）被仰韶、东周和宋代遗迹叠压或打破。从已发掘的部分来看， TJ4应为西北依靠Q2东、中段起建的一处建筑的基址（图十二）。基址表面堆积为依次相连、人工夯打而成的夯土块。夯土块平面形状长方形和方形和不规则形等，边界清晰，应系人工夯筑而成。经解剖发现，基址起建的原始地表起伏不平，存在由自然或人工形成的凹坑。基址剖面显示，师村遗址的先民们在原始地表上的凹坑时经过搬运土方、填平坑洼、逐层夯筑建成了该基址（TJ4）。

图十三 部分灰坑和瓮棺

　　灰坑包括袋形、直筒型、圜底和不规则形等（图十三）。如H168平面呈椭圆形，剖面大致呈直筒型,出土2件完整的陶器，红陶钵倒扣在弦纹灰陶罐上（图十四）。

图十四 H168及其出土的陶器

　　房址有圆形和方形两种。如，F1，方向为北偏西35度，残长约9米,残留有直线形的木骨泥墙，应为一座矩形地面式房址。F2的年代早于F1，为圆形的地面式房址，仅残存部分墙基，直径约5.4米（图十五）。在二座房址西北约10米处，发现一座相对年代晚于F1、F2的仰韶早期不规则形灰坑（H248），该坑底距地表最深处5.3米，口径达6米以上。值得注意的是，H248中发现了大量红烧土和被火烧过的木骨泥墙、居住面残块。H248中填埋的建筑堆积残块可能与房屋等建筑的废弃有关（图十六）。

图十五 F1、F2

 

 

图十六 H248剖壁及坑内出土木骨泥墙残块

　　墓葬为土坑竖穴墓，包括多人合葬和单人葬。如M10墓穴为一东西长、南北窄的长方形土坑，最长边为东西向。墓内发现自西向东排放有5具人骨，皆为仰身屈肢二次葬。最西部人骨头向西，颅骨残损严重；其余四具人骨，头向均朝北，面向南，埋葬在西向人骨以东，西向东依次平行排列于墓坑的中、东部（图十七）。M64为双人二次合葬墓，墓穴为近圆角方形，墓内南北向并排放有两具人骨，头向朝西，肢骨叠放整齐，颅骨破损严重（图十八）。M63为单人俯身直肢葬，颅骨后侧有明显创伤，右臂向后屈起，左臂肱骨贴于身侧，墓主未成年女性（图十九）。

图十七 多人二次合葬墓M10

图十八 双人二次合葬墓M64

图十九 俯身直肢葬墓M63

　　师村遗址揭示出的仰韶早期夯土遗存，是黄河流域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夯土，对研究我国夯土工艺的起源具有重要价值。师村遗址发现的圆形和方形地面式房址，在同时期的三门峡南郊口“仰韶文化二期遗存”中也有发现，惜不明二类房址的年代早晚关系。师村遗址发现的圆形地面式房址早于方形地面式房址的层位关系，为探讨运城盆地仰韶早期房址的相对年代问题提供了线索。

　　石雕蚕蛹：仰韶早期养蚕和丝绸起源的重要线索

　　师村遗址出土了4枚仰韶早期的石雕蚕蛹，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石雕蚕蛹形象（图二十）。

图二十 师村遗址出土石雕蚕蛹

　　如，石雕蚕蛹（H237：5），采用中条山地常见的绿帘花岗岩制成，形态逼真、造型精美、工艺成熟，引人瞩目。该石雕蚕蛹长约3厘米，宽约1.3厘米，石雕整体呈黄褐色带有天然黑褐色斑点。石雕通体刻有螺旋状的横向弦纹，使用简洁的刻划纹勾勒出蚕蛹的头和尾部，形态酷似现代的家桑蚕蛹，但较小。

　　运城地区有“黄帝正妃嫘祖养蚕缫丝”的传说。1926年，李济发掘山西夏县西阴村时，曾出土半个碳化的蚕茧。李济指出“发现是一个半割的，丝似的，半个茧壳。······因为它是经过人工的割裂。当着我最初发现它的时候，我知道这意义很重大，就非常注意这件事，但是我没找到第二个。”

　　囿于当时的情况，我们难以确指西阴遗址出土蚕茧的具体年代。师村遗址发现的仰韶早期石雕蚕蛹及其共生关系和文化属性显示，距今6000年以前，地处黄河中游的运城盆地先民们已经了解、喜爱并崇尚桑蚕。暗示着，运城盆地仰韶早期的先民们很可能已掌握了养蚕缫丝的技术。为探索当时居民与运城盆地自然环境的关系和对自然资源的改造利用提供了重要参考。

　　综上，师村遗址仰韶早期聚落遗存的发现，填补了运城盆地考古学文化发现的空白。在考古学文化谱系研究上，为研究晋南地区新石器时代仰韶早期遗存向西阴文化的演化及其与周边文化区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在聚落考古研究方面，为研究陕晋豫地区以及黄河流域仰韶早期聚落形态提供了重要材料；在生业方式研究方面，为进一步探索盐业生产及其对人类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问题提供了重要线索；在多学科交叉研究方面，开启了田野考古与物理勘探、化学分析等多学科相结合的“关键技术”研发的新实践。可以认为，师村遗址仰韶早期遗存的揭示将为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养蚕缫丝”、聚落形态、以及生态环境、生业方式、文明起源等问题的研究提供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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